诗歌一直存在于人类漫长的精神生活中。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不朽的“心灵形式”，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只认同诗歌这样一种文学形式，而是因为诗歌从古到今，无时无刻不在抚慰着人类的心灵，给人类的灵魂注入善和美。诗歌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它还是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外部世界架起来的一座桥梁，在穿越时间和历史的河流上，诗歌就如同一艘航船上被风吹动着的白帆，它给船员的不仅仅是勇气和希望，而更可贵的是超出了现实的无穷的想象。对人类而言，诗歌集中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不朽价值。
诗人的角色与诗歌的作用
诗人在社会中是怎样一个角色呢？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我想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诗人都会有一个角色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或者公众对他的角色的一种定位。在原始社会时期，也可以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时期，根据我的阅读经验，那个时候的诗人，其身份应该都是和部落酋长或者说祭司的身份统一在一起的。“诗人”就是“祭司”，而掌管最高宗教仪式的“酋长”，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诗人”，他们都是在用神秘的语言连接着人与神灵世界的通道。
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就近现代社会而言，其实很少有我们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专业”的诗人，许多诗人的“诗人角色”和他的别的社会角色，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转化着的。这些诗人绝大部分都有着自己的其他职业，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出版工作者。在现代派诗人中，阿拉贡、巴勃罗·聂鲁达、桑戈尔、埃梅·塞泽尔等等，既是诗人也是政治家。我也经常被记者问到相关的问题，他们总认为诗人的思维和政治人物的思维是不可调和的。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冲突的。
诗人在今天，还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诗人这个群体，或许在这个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中，已经越来越边缘化。有人说，现在是不是写诗的人要比读诗的人还多，我想这个问题能成立的话，那不是诗人的悲哀，而是大众的悲哀和人类的悲哀。诗歌在历史上，如何选择它的受众，就一直徘徊在精英群体和广大的民众之间，这个问题也是从古到今的诗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诗歌的写作永远是诗人的一种个体行为，诗人的作品只能是他们面对自己的内心、同时也面对这个世界所发出来的最富有个性的声音。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类变得越来越没有精神的支撑，可以说，人类心灵的荒漠化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和行动，去建设真正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家园。现代化的速度越快，人被物质不断挤压所剩下的空间或许就越小，这就更需要我们在精神生活的建设方面发挥诗歌的作用，因为诗歌与人类心灵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要拯救现代人的精神失落，给已经干枯荒凉的心灵洒下纯净的甘露，毫无疑问，诗歌是给迷失在物质世界的人类最好的一种治疗，这种治疗对任何一个渴望美好精神生活的人，都是一种来自灵魂的需求。
有人会问我，诗真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吗？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就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政治科学——这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政治是一门艺术，专家们一般只谈论经济力量和社会阶级，却几乎不涉及人的内心，其实人比经济形态复杂得多，他们会珍惜情意、感受恐惧、隐藏爱憎。而这些，无论以什么形式，恰恰是诗歌真正的主题。”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人类深陷精神困境的境遇下，诗人和诗歌都会发挥他们不可被替代的重要作用，诗人用一首又一首美好的诗篇，去慰藉人类干枯绝望的心灵。我想，诗歌能不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挥作用，关键是看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安排时间开始对人类伟大经典诗歌的阅读，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些经典诗歌中，获取到极大的精神享受和灵魂的滋养。
继承诗歌传统，传扬人类文明
没有一个诗人，是不对他之前的诗歌遗产进行继承和学习的，作为诗人，纵然具有超常的诗歌禀赋，有着对语言特殊的敏感和驾驭能力，他也不得不向伟大的诗歌传统学习。因为一方面诗歌的写作作为一门技艺，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炼和积累，这个积累只有通过阅读来获得，当然还有另一面，就是诗人必须要学会用诗的感知方式，去发现自己隐秘的内心，同时还要去感受这个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
在这方面例子很多，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把以普希金为主开创的伟大的俄罗斯诗歌传统，作为自己承接和传承的诗歌精神主脉。他把阅读俄语经典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费特、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等，作为自己诗歌传承永不枯竭的源泉加以吸收。当然，作为20世纪俄语诗坛的一位巨匠，他对世界别的语系的重要诗人的学习也从未放弃。特别是在他流亡美国的后期，他大量阅读了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别的语言世界中最重要诗人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美国诗人庞德和弗罗斯特、英国诗人奥登、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等等。我认为，在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群里，布罗茨基是一位无论在继承其母语的诗歌传统方面，还是在继承世界优秀的诗歌传统方面，都是最为卓越的诗人之一。
另一位我要提到的诗人，就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艾青。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史上，产生过无数重要的诗人和划时代的诗歌名篇，但毫无疑问，诗人艾青是他们中间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有三点：第一，他是中国新诗史上写作跨度最长的诗人之一，他从3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可以说见证了中国新诗这一百年的大半。当然，就创作时间而言，在中国新诗史上还有数十位诗人与他有着同样的经历。第二，他是中国新诗史上，特别是在他投身新诗创作的这60多年中，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经典诗篇问世的诗人。第三，他是新诗百年历史中，在新诗语言实践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诗人。中国新诗真正意义上的口语化和散文化写作，并不是从艾青开始的，在此之前郭沫若的《女神》已经树立了榜样。但我想说的是，艾青从他一开始诗歌创作，就以一种清新、质朴、纯净的语言，让诗坛为之耳目一新。究其原因，我以为首先是艾青对中国汉语民间语言和口语有着细腻准确的把握。另外，他曾留学法国，对法国诗歌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的阅读，也会让他在语言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就是，他是一个画家，他的每一行诗让人读后，都会有一个清晰的画面感。可以说，艾青是一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无论是在纵向的继承，还是在横向的移植方面，都能被堪称为大家的诗人。
作为一个诗人，我也在探索如何传承自己民族和人类的诗歌精神。我是一个彝族人，我的故乡就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小凉山。彝族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史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古代社会，我们曾创造过足以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十月太阳历法。我们的文字彝文，其历史与汉文的历史几乎同样的悠久，而这一古老的文字直到今天还在彝族聚居区使用，有不少彝族作家和诗人还在用这种古老的文字进行写作。彝族有《勒俄特依》《梅葛》《阿细的先基》等十余部史诗。在哲学思想史方面，彝族有着自身古老的哲学价值体系，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经典著述来看，其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以及审美观念，毫无疑问，都是我们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宝贵的一笔人文和思想遗产。
作为一个亲近自然的民族，彝族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充满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诗性。我们不仅用诗歌的形式传颂一代又一代人的谱系，我们还用诗歌的方式，写下了我们民族一系列最伟大的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诗歌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而言，诗歌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生命方式，诗歌已经成为了我们全部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用诗歌来赞颂和表现英雄的祖先、伟大的自然、神秘的时间、火焰般的爱情以及刻骨铭心的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作为一个诗人，我的诗歌精神源头，从一开始就来源于我所熟悉的本民族的文化，而我也从未割断过与这种母体文化的血肉联系。到今天为止，我对这个世界抱有的诗的感知方式，许多都来自于我们民族特有的对这个世界不同事物的价值判断，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无疑是上天对我的恩宠。当然，在这里我还需要强调，彝族的诗歌传统，也仅仅是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就成为了我一生都会去不断追寻的一个更博大的诗的精神源头。而同样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当代中国诗人，我一直把世界一切优秀的诗歌传统，作为自己借鉴的另一个诗的精神源头，而那些不同国度的杰出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对我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做一个行动的诗人
诗人的个体写作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杰出的诗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心灵，这是其作为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诗人是民族的良心，也是时代的良心，这也是千百年来为什么诗人被他的读者所热爱的原因。但是在当下，诗人不仅仅要进行书面的写作，他还应该把他的政治主张、文学主张变成一种行动，就我个人来说，我就力求自己成为一个行动的诗人。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和态势下，存在各种政治的、文化的、权力的、生态的问题，这必定要求生活在这一空间里的人类去关注与思考。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的作家和诗人的责任，可以说，关注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也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的责任。我们中国的作家和诗人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和生活的见证者。我们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个体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地球的某一隅，我们应该把个人命运、世界命运、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在思考，对于我们作家个体的人来说，不仅仅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更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作家和诗人不仅仅要坚守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应该具有人类的意识。我认为这种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关注人类当下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作家和诗人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写作，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如果脱离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还能写出什么划时代的作品？我始终认为，在当下，我们更要向法国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雨果学习，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行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介入到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去，才可能使我们的文化理想变成现实。我以为今天，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和诗人不能躲进象牙塔里写作，更应该站在这个时代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最前沿，应该随时发出正义的声音，应该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不仅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许多民族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这些世界性的命题都需要我们去回答。比如说，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依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选择更好的与这个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如何更好地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谐相处？比如说，我们如何更合理有序地利用地球母亲和祖先传承给我们的资源？我想，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当代各民族作家、诗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这个时代还要求我们必须去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已经是这个世界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而在一个文化不断走向同质化、趋同化的今天，我们如何保护好文化的多样性，也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回答，因为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我认为都是对人类所有生存历史的一种肯定。我们必须要站在道德和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为了把这种文化主张与相应的行动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化品牌创意人，从2006年开始，我亲自策划和实施，已经在青海成功地创立了一系列的文化项目，三江源国际摄影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等，已经成为今天青海和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平台和途径，同样也是世界认识和了解青海和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我们还利用青海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了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概念，成功策划举办了昆仑神话与世界神话国际论坛，重新诠释了中国最古老的神话，并让其与世界不同神话体系进行沟通和对话，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作为一个行动的诗人，我为我参与了这一系列的文化事件而感到欣慰，我始终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我应该而必须去做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