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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昌耀诗歌中的物质内涵
来源: 青海作家网
作者:
发布时间: 2016-09-13 09:01:34
编辑: 华文

  简析昌耀诗歌中的物质内涵

  郭微

  摘要:在被“拜物教”影响下的今天,人逐渐被异化,然而在昌耀的诗歌里读者却能感受到一个没有拜物教的物神的存在,本文将从拜物教谈起,并分析昌耀诗歌中关于“物”的内涵解读。

  关键词:拜物教;昌耀;诗歌内涵

  说起信仰,多数人会联想到宗教,接着想起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等等。当然你也可以说自己什么宗教都不信,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然而我们身处在正在光速发展的社会里,人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在无意间已经成为了自己信仰的忠实教徒?既然本篇评论的标题为《简析昌耀诗歌中的物质内涵》,那么我们就先来谈谈何为拜物教。

  设想一下,有一天逛街你买到一只喜欢的唇膏,然后想到应该还需要一套底妆,一瓶香水去衬托它,然后发现还应该有一双精美的高跟鞋,一套流行的服饰,最后的最后,这条暗示的意义链一直连接到一栋别墅,一个海岛,无尽的金钱。

  金钱真是个好东西。

  金钱当然是个好东西。

  所以对于拜物教这个名词,可能你不熟悉,但并不妨碍你从字面意义上了解它,甚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一眼就能参透其中奥义。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人浸淫其中,现在的中国,与其说每个宗教都在标榜自己有数以万计的教徒,不如说拜物教才是我们最大的宗教,同样,这也是一个恶意满满的政治。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人之后存下来的是物,例如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了物的生产,完善与消亡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有调查表明,在各种网络自媒体繁荣的今天,有两种类型的自媒体拥有的粉丝最多,一是情感专家教你如何在两性博弈中占取上风,一是时尚博主告诉你最近什么元素最流行。当金钱不单单开始行使自己衡量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功能时,他直接开始占据对于不可衡量物的价值尺度——当我做某件事的时候,它是否能给我经济效益?办事遇到阻碍,多少钱能打点好?我女朋友的爸妈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是不是因为彩礼钱还不够多?就连大多数人去庙里拜神求仙,求的也不就是保佑我升官发财,情路美满?

  承认吧,其实我们都是拜物教的虔诚教徒,心为物役。拜物教的符号之一在于差异化消费,差异化消费的符号就是要制造等级,买一根Christian Louboutin的唇膏就是比CHANEL的要高级,这种高级不在唇膏本身,而在于我买的更贵,我花的钱更多,所以我的身份更高。归根结底,花多少钱并不重要,买多少东西也不重要,提出问题的目的在于如何解决和预防,想想自己真的要什么,钱真的就那么重要,如此万能?你究竟会为了赚钱走多远?不用每天想三遍,每个月想个四五次就能明白很多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都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拜物教和精神空虚密不可分,而且可能还是比较低级的那种,基本上存在于成天把“买买买”挂在嘴边的群体中。幸运的是,如果你有宗教信仰,那么你被拜物教侵蚀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因为你心中有另一条更为实在绝对的尺度。

  然而我本篇评论的出发点并不是想告诉大家如何抵抗自己的物欲,“拜物教”这个名词在今天有这样的名称,并不代表之前就不存在,“拜物教”的精髓也不在于一个人有发泄不完的“买买买”的欲望,拜物教中的“物”说到底也是一个存在的代表。在浩瀚无边的中外文学史上也必定有诗人作家在竭力对抗拜物教,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

  诗人柏桦说:“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于是我们将将目光放远到1936年的湖南桃源一个大户人家,昌耀出生于此,因他自小怕鬼,少年时考入湘西军政干校,但因怕鬼不敢起夜而不慎尿床,于是被勒令退学,然而诗人骨子里的心气儿又不能因此善罢甘休,又瞒着父母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4师文工队,开始了文艺与军队的戎马生涯。在随后开赴朝鲜战争时因伤回国,归国后进入河北荣军学校学习,期间被一幅名为《将青春献给祖国》的藏地风情画所感染,在毕业后以火热的热情投身大西北建设,从此进入青海再未踏回家乡。这一年昌耀不到20岁。1957年,年龄尚轻的昌耀因为将热情全部投身于文学创作忽视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写了《林中试笛》后,有人揭发此诗是歪诗,当年这首诗在《青海湖》上发表时的编者按称:“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的耳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他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他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于是青海省文联理所应当将上面分派下来的“右派”名额划给他,让他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正是所谓的“因诗罹难”,此后诗人的命运轨迹一直到70年代末平反“右派”后才逐渐好转,然而在诗人生活条件慢慢回到正轨时,他的精神气质仍然不甘屈服——离婚后感情无关所归依的他苦恋远方情人SY,恳求对方给他“长长的七根或九根青丝”,直到后来因病痛折磨,万念俱灰,沿着医院阳台一跃而下……可以说,诗人整个一生都在经历着选择和裁定,而每逢分岔路口,他都在执意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只有诗歌完全成就了他。昌耀选择了诗歌,诗歌成就了昌耀。于是也就有了在《慈航》中他认为自己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岁月有意孕成的琴键。”

  可以认为,加上未在80年代改写过的诗歌和整部《昌耀诗文总集》中的诗歌构成了是人一生的精神写照,耿占春将昌耀一生的诗歌定位为他的精神传记,“他的诗篇中的经验内涵承受着沉重的历史负荷与集体记忆,而他的诗歌想象力、他的修辞学幻象和象征主义,既是与这样的历史复合物相一致的对应物,又是修正与转换这种历史负荷的方法,他的诗歌因此而被理解为比记录单纯的个人困境更为深入地一种转换困境的方法。”所以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认为诗人创作的灵感来源源于生活经历,这种流放时期的受虐经历和生活在高原受到的少数民族宗教色彩的熏陶,实现了昌耀诗歌创作中“生之痛”和“文之悦”的两相结合。所以,当他被平反后,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时,世界以全然不同的另一幅面孔呈现给他,这种精神中的气质仍然暗中指使他,于是,昌耀的诗歌正好成就了他的命运,成为一部“命运之书”。

  人自从呱呱坠地开始,就要面对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艺术圣徒、塔希提岛的苦修者、由“走运的银行代理人”自甘沦为倒楣画家的保罗·高更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昌耀也不例外,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将此命题着眼于诗歌创作,在1986年创作的《诗的礼赞》中认为“艺术创造的魅力其精义所在莫不是人是生活的诗化的抽象?抽象的基础愈是丰厚,抽象物的蕴积也愈丰厚,因而也愈具可为转换的能量,其魔力有如点石成金的‘灵丹一粒’。”深谙此道的昌耀在文字转换间游刃有余,将大量现实生活的世俗经验转换成诗化的文学语言,将现实困境进行雕琢,生活经验和诗化渲染的结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带给读者进行剔除过后的作品,于是这种经过审美化的诗学理想和苦难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了自由转换的可能:

  这是一个被称作绝少孕妇的年代。

  我们的绿色希望以语言形式盛在餐盘

  任人下箸。我们习惯了精神会餐。

  (昌耀,《凶年逸稿》)

  这首创作于1961年的《凶年逸稿》的现实背景是“三年自然灾害”,亦即诗中提到的“一个被称作绝少孕妇的年代”,然而诗人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精神会餐,肉体饥饿与精神盛宴在这里实现了完美对接,在语言的转换中,诗人给世界留下了一餐超现实主义盛宴,肉体凡胎在此时已消亡,剩下的只有精神盛宴。其实诗人在这里运用一种对比反讽的手法,将“绝少的孕妇”和“绿色希望”放置在一起,相互嘲讽,一个连温饱都难以满足的时代和国家,有什么希望可言呢?曼德尔施塔姆提到:“一个英雄时代已在词的生命中开始。词是肉和面包。词与面包和肉有着同样的命运:受难。人民在挨饿。国家更是在饥饿中度日。但仍有一样东西更为饥饿:时间。时间要吞噬国家……没有什么再比当代国家更饥饿东西了,而一个处于饥饿状态中的国家比一个处于饥饿状态中的人还要可怕。”于是昌耀在这里通过诗意的方式,将词语间的结构方式进行巧妙转化,将词转化为肉和面包,实现了另外一种层面上的温饱,以此投喂饥饿的国家和民众。至此,经过投喂的国家和民众,也从受难的、饥馑的转变成强壮的、有力的另外一种类型。

  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是极其富有的——诗人是如此富有,以至于他往往倦于对曾在者之思想和对到来者之期侯,只想沉睡于这种表面的空虚中。”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现实中的国家愈是贫穷落后,诗人的诗思便愈是发达,昌耀从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债务者,成为诗歌语言中的债权人,他的诗歌成为在那个年代人们获取精神力量的有力源泉。

  自从尼采喊出那句“上帝死了!”,西方人固以为本的信仰支柱彻底崩塌,神性救赎荡然无存,留下的只剩精神世界全所未有的迷茫和贫困,作家创作开始出现“荒诞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文学流派,而这些文学流派无不都在显示西方世界神性崩塌的后果,于是人类渴望被拯救、被救赎的希望也就抓住了审美这根稻草,审美过程开始呈现出救赎色彩,这种模糊的两重性显示出文学作品在精神领域的巨大作用。同样,我们将视角转换到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中国,从昌耀“因诗罹难”这件事窥探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历史和精神世界全面瓦解,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像昌耀这样一个骨子里充满着古典主义情怀的诗人身处在那样一个年代,却遭受着一系列充满现代性的历史事件,不仅是昌耀,不仅是流放受伤,当更多的知识分子为一个“右派”名头失去生命的时候,继续歌颂文艺显然已经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诗歌中找寻救赎之道成为当时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共同路径。“为着必然的历史,他佩戴铁的锁环枯守栅栏……为着历史的必然他终又回到阳光下面。”历史事件裹挟着昌耀卷入一场自己也不知尽头在何方的深渊。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诗人,这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诗人成为当时一大批诗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偶像成排倒下,而以空位的悲哀

  投予荷戟的壮士,

  壮士壮士壮士

  踩牢自己锈迹斑斑的影子,

  碎玻璃已自斜面哗响在速逝的幽蓝。

  (昌耀,《燔祭》)

  偶像成排倒下,超验的神性渐行渐远,自然的生命,自然的肉体,自然的人走进人们的视线内,荷戟的壮士形影相吊,保持战斗者的姿态,默念自己心中牢记的信仰之名,旧有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新的精神支柱仍未建立,天国的完美形象荡然无存,壮士只能心怀救赎的渴望,在一片喧哗之中,划出一道幽幽的蓝光。世上万事唯有自救。诗人选择自救来成就民族精神重建的重任。

  在燎原的《昌耀评传》中,整本书都在向读者构建一个遵守内心自由意志的固执的诗人形象,这也许是许多读者看完这本书的第一感受,然而书中却有一点打动了我。1993年的《诗刊》上刊载了一篇启示,昌耀希望出版的诗集因故几度流产,所以不得不采取“编号本”的形式刺激消费,并且是自行印刷。这种方式放在今天类似互联网中的“众筹”——我没有出版经费,于是希望广大读者出钱赞助我这本书能够成功出版。这种刺激消费的模式万万没想到会发生在昌耀身上,灵活甚至稍显狡猾。在诗歌创作上自由灵活的诗人,终于把这种“聪明劲”用在了诗集发行上,终于一部《命运之书》问世,因为“我活着。因为我还活着”所以诗人有担当扛起民族精神重建的重任,尽管这股力气比较渺小,但后来一句“‘昌耀还活着’也确乎荒诞不经”一下便击垮了诗人企图自救的意识,他终于有点像世俗人们一样开始为自己吃饭穿衣出卖自己所长,但一句“荒诞不经”让他发现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谨慎内向的诗人。就像永远从山脚下推石头的希绪弗斯,这种行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底应该如何定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可以看出,诗人非常想要自己的作品展现在大众面前,自救而救人,然而整本诗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他却用一句“荒诞不经”定性自己的整个出版过程,这种滚石者的悲壮,亦或是堂·吉诃德式的冲刺便因此确定了诗人自救和审美的上限。

  我忽然想起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确实,昌耀先生一生所做的努力和挣扎的确是抗争,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一种“诗意的抗争”,诗人的诗意虽然浸透了荒诞、孤独和苦涩,但也是诗人选择了诗歌的结果。昌耀选择了诗歌,诗歌成就了昌耀。正如高原之于昌耀的关系,高原到底是昌耀一生苦难的开始,还是福祉的源泉,恐怕也不是一句是或不是就能定夺的,他选择了一种属于他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内心自由意志。这本“命运之书”确实是他经历了一生创作的结晶,诗写完了,然而梦想仍未停歇,诗歌的终点并非梦想的终点,怀揣着诗人的救赎精神继续上路吧。

  作者简介:郭微(1990—),汉,女,陕西省汉中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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