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上回说到，科举录取的原则主要是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字写得漂亮。所以，书法如何也决定能否及第，这到科举晚期越加讲究。大概此时，考了这么多年的八股，该考的都考了，该写的都写了，于是在文章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就开始考虑起细枝末节了。仿佛现在招聘人，大家水平能力都半斤八两，那就看谁长得仪表堂堂、或者风情万种，谁的简历写得精彩，字写得漂亮了。(不过现在的简历大多是打印的，一水的宋体字，看不出高下)。但是，古人从小练字，虽然个个比不上颜柳苏蔡，但也不会差哪儿去，那么考试时如何判定书法好坏呢？

　　这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讲究，即“字取黑大光圆”。你想想，科举是选拔朝廷官员的，是否中第决定你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因此你的字要是写得饱满圆润，有富贵气，那自然有可能成为“我辈中人。”如果哪个考生傻乎乎地从小练就了宋徽宗的“瘦金体”，一幅瘦骨嶙峋的薄命穷酸相，尽管文章盖世，书法本身也很有美学和艺术价值，但完了，你注定要名落孙山。晚清陈宝琛和他的公子陈三立都学富五车，均因书法不过关，未能点翰林。大才子龚自珍从28岁到38岁考了六次才中进士，后来考翰林因为“楷法不中式”，也就是书法不符合当时的规格没有录取。

　　要参加科举考试，考生要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五字鉴》、《幼学丛林》、《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这类蒙学。然后再学《易》、《诗》、《书》、《左传》、《公羊》、《殻梁》、《礼记》、《仪礼》、《周礼》、《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十三经。把这些经书都背得滚瓜烂熟，这没有十几年的苦功是不行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这话的确不假。但考虑到一旦金榜题名，你就是“文曲星下凡”，上可为国出力，下可荫及子孙，中间自己这一辈子的至少吃喝不愁，所以吃些苦也是值得的和应该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著名诗人孟郊登科后描述自己的得意乃至狂喜心态的。诗名就叫《登科后》。在此之前，唐德宗贞元八年，42岁的孟郊到长安第一次应进士第，结果名落孙山，这对踌躇满志的孟郊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伤心地写下《落第诗》：“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第二年他再次落第。孟郊更加黯然神伤，写了《再落第》一首：“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简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了。贞元十二年，孟郊46岁的时候，第三次赴长安考试，这次终于金榜题名。夙愿终偿，此前的委屈一扫而光，于是他提笔挥就《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瞧瞧，落第时一副无精打采、怨天尤人的样子，仿佛天都塌下来了，一旦及第，马上就忘乎所以起来，得意忘形得几近趾高气扬了。

　　由于科举不考你的动手能力，不考你的科技知识，不考你的外语水平，它只考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某种意义上讲，考的是你的死记硬背功夫，所以，不论在私塾里还是在书院里，学子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去背老祖宗的四书五经。改朝换代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背四书五经；当工业革命的大潮汹涌而至席卷全球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背四书五经；当西方人用我们发明的火药制造枪炮、用我们发明的指南针制造舰船、用我们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印刷科技书籍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背四书五经……

　　直到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和圆明园冲天的火焰才惊醒和炙烤到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提议下，公元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了。

　　但它的余烬仍在袅袅。不是吗？当今的高考制度与当年的科举制度何其相似乃尔：尽管科目增多了，但考的内容仍然是几本教科书；学习的方式仍然要死记硬背；录取形式仍然是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名额仍然是按地区划片分配。当今的学生与当年的学子也是何其相似乃尔：一样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样的不懂世事，不懂人情；一样的动手能力差，实验能力弱。

　　时常能看到， “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时候，很多学生们正在灯下苦读，从他们半睡半醒、迷迷瞪瞪、时高时低的读书声里，我们仿佛听到了科举的窃笑和科学的叹息。 (作者：许存师)